川陕苏区的辉煌与人民的贡献
作者： 来源： 发表于：2009年10月22日 文章点击数：2749
川陕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二大苏区，在其存在的短短两年零四个月中（1932、12—1935、4），并在较长时间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取得了辉煌业绩，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斗争，为完成长征和促进革命新局面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苏区广大人民在战争中贡献了他们所能贡献的一切力量，用生命和鲜血浇灌了这块红色的沃土，为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为红四方面军的发展与壮大做出了极大地贡献，为子孙后代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辉煌的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历史。
1932年12月，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1.4万余人西征进入川北，在川陕边地方党组织和工农群众的配合下，月余时间就解放了通江、巴中、南江三座县城及大部土地。12月29日在通江成立了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把通江东北、巴水上游（大通江河）划为赤北县，通江县改为赤江县，通江北部及小通江河流域和南江东部划为红江县，巴南二地划为巴中县（设在清江渡）、南江县，巴中县城为直辖特别市。五县一市的苏维埃政府和县委于1933年2月初相继成立。
1933年5月，红四方面军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6月底，于长赤区木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4个师扩编为4个军。
1933年6、7月，川陕省党、政、军等机关先后迁驻巴中城。省委在巴中中学藏书楼开办党校，学生300余人，培养县委和区委工作同志。8月1日，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巴中城开幕。此时，川陕苏维埃地方武装赤卫军、游击队、少年先锋队、童子团、各县独立营、独立团、独立师普遍建立。8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川陕省军区指挥部（驻巴中城武官衙门）成立，张广才任指挥长。之后，红四方面军先后发动仪南、营渠和宣达3次进攻战役，历时两个半月，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不仅歼敌近两万，缴获长短枪一万二千余支及大量军用物资，而且占领了仪陇、营山、渠县、达县、宣汉、万源、城口以及广元、昭化、苍溪、阆中、南部、蓬安等县，新设了仪陇、阆南、营山、渠县、宣汉、长胜（设治巴中鼎山场）、红胜（万源县罗义坝）、城口、英安、嘉陵等10个县苏维埃政府。此时，整个川陕苏区划为22个县和1个特别市；又新设2个道委统管22个县，即将达县、宣汉、城口、万源、红胜、渠县等6个县，划归绥定道苏维埃及道委领导，道委设在达县蒲家场，将阆南、巴中、江口、恩阳、苍溪、仪陇、长胜、英安、广元、嘉陵、长赤、营山等12县，划归巴中道苏维埃及道委领导，道委设在巴中县城县委招待所内。此时，川陕苏维埃的区域，北起川陕交界大巴山脉，东抵城口、开江县境，南至三汇、营山，西至嘉陵江东岸，面积4200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万。同时，红四方面军与王维舟同志率领的川东游击军胜利会师，并将游击军改编为33军。加上新苏区广大青年男女踊跃参军，这样红四方面军迅速扩大到5个军、15个师，近10万人（其中女红军三千，居中国工农红军各方面军之首），并组织了赤卫军、游击队、少先队等地方武装10余万人。由此，形成了川陕根据地的鼎盛局面，也是红四方面军发展史上的最高峰。对此，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川陕苏区已成为“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 “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这使蒋介石和四川军阀都不得不在红四方面军的胜利面前发抖起来。”
1933年10月，蒋介石任命军阀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资助200万元经费，万余支枪和500万发子弹，纠集四川军阀的100余团兵力，20多万人，分六路向川陕根据地进攻，妄图在“3个月内全部肃清”苏区红军。
1933年10月18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为巩固苏区，粉碎新的围攻，在巴中县城召开了县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12月11日，中共川陕省委在巴中召开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川陕省党、政、军机关于1934年2月迁通江，3月放弃巴城，5月再次收紧阵地，省府迁驻通江沙溪，6月放弃通江县城。
经过历时10个月的反围攻作战，红军付出了伤亡两万余人的代价，换取的是歼敌8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炮百余门的胜利，并于1934年8月下旬收复通江城，9月上旬收复巴中城，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并乘胜追击，收复了根据地原有的大部地区，且攻克了阆中和苍溪两座县城。
1935年1月22日，红四方面军接到中共中央来电，要求川北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运动歼敌，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进。为了支援中央红军顺利进入四川，发展至鼎盛时期的红四方面军只好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这个当时全国第二大苏区，西渡嘉陵江进行长征，牵制敌军主力。1935年3月29日克苍溪、阆中一带，造般100余只，抢渡嘉陵江成功，开始长征。到4月底，除由刘子才、赵明恩率领的1000余名游击队继续战斗在大巴山区外，主力部队则完全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向川西长征。红四方面军为掩护中央红军北上作出了重要贡献。第30军出北川县（现北川羌族自治县）南下，解放了沿途县镇，为日后中央红军的北上创造了良好条件；第4军则奉命开往更北面的松潘县，以阻止甘肃南部的敌军毛炳文部队南下入川；中央红军北上的右侧成都平原方向，完全被红四方面军屏护，没有任何后顾之忧。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二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历程，是一部壮丽的史诗。苏区广大工农群众，为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为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作出了极大地贡献。再一次证明，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是红军战斗力的源泉。
川陕苏区位于四川、陕西两省交界的米仓山和大巴山区。这里，自然环境恶劣、土地贫瘠、军阀地主的剥削沉重，各种矛盾十分尖锐。广大劳动者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终年劳作，仍不得温饱，冻死、饿死亦为常事。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制订与实施了系列利民政策，如：打土豪、分田地；禁种、禁食鸦片；提高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普及义务教育等等。贫困农民终于翻了身，不仅分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而且当家作主掌握政权，也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翻了身的农民全力拥护与支持红军与苏维埃政府。
首先，农民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川陕苏区粮食连年增产。据1958年对通江县永安乡的调查，农民回忆说：“土地革命前，每亩收粮食约100斤左右。而分土地后的1933年和1934年，每亩就收到200斤至300斤粮食，增产1至2倍。”1934年1月，毛泽东曾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称赞说：“川陕边区的农业收成良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根据地农民为红军和苏维埃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供给了1.5亿斤粮食。
其次，艰苦的战争使工农群众认识到，只有把自身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拥护和支持红军战争，才能保住已得的利益。所以，“保田保家，参军参战，努力支援前线”，在川陕苏区已成为群众性的口号。“我们参加红军比什么都光荣，到处有人拥护。军长师长分田地，勤务马夫一样的分田地，军长师长有什么，勤务马夫也有。红军是什么都平等。我们老人要带儿子去参加红军，妇女要送自己的丈夫参加红军”。成千上万的男女青年，踊跃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仅在原达县地区参加红军的就有70000人。红军得到了大大的补充，人数急增，到1933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发展为5个军，15个师，45个团，近10万人。地方脱产武装也达28000人。赤卫军、游击队、少先队等地方武装10余万人。
不仅青壮年农民入伍的数量壮观，而且年过40的农民或年纪稍小的少年儿童和有拖累的妇女，不能参加红军和游击队者，则从各方面支援战争，他们或者站岗放哨，捉奸抓敌；或者编入运输队、担架队配合红军行动，两年中，共组织运输队和担架队达200万人次（党政军人员28个月的粮食，需150万人次来运输，再加上抬伤兵、运弹药、背胜利品、运盐以及搬迁工厂、机关、医院需50万人次）；他们还组织了做鞋队、缝衣队、慰劳队等，为前线红军服务和慰问。
广大农民还积极参加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和肃反运动，镇压了地主、豪绅、及各种反动组织的各种破坏活动，这又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创造了良好的阶级基础和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在战争中承受的牺牲、苦难、压力，事实上，早已远远超出了他们所能承受的限度。战争进程中，根据地全民军事化，广大工农群众一面坚持农业、军工和其他物资的生产，源源不断向红军提供大批粮食、武器、弹药、被服、鞋袜等；一面担负侦察、运输、袭敌扰敌、转送伤员、修桥铺路、坚壁清野、构筑工事等任务。九万多地方武装力量，是红军作战的得力助手。上百万的运输大军，是前线和后方一体化的血脉。在根据地日益缩小、粮食严重缺乏的形势下，群众宁肯自己吃野菜、喝清汤度日，也不愿让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挨饿。他们把家中仅有的少量粮食、胡豆、洋芋、竹笋，都献给红军。留在敌占区的群众，则继续坚持斗争，袭击敌哨所、据点，瓦解敌军队伍，搜集敌人情报，积极配合内线的军民作战。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成千上万的巴山儿女为了红军，为了苏区，他们前仆后继，艰苦奋斗，英勇牺牲，贡献了他们所能贡献的一切力量。在大巴山区这块富有革命激情的热土上，孕育、磨炼、造就了人民共和国三百多位将军。
历史会记住这一切的。
三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光荣的历史。川陕苏区的党、红军和人民的光辉斗争业绩，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凝聚着革命先辈的崇高理想、鲜血和生命，是我们今天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是在国民党政府军对中央川陕革命根据地、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四次“围剿”，鄂豫皖、湘鄂西川陕革命根据地相继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它将革命战争的烈火从祖国的东南引向西北，大大发展了革命力量，扩大了土地革命的影响，丰富了土地革命的经验，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从思想上、组织上、实践经验上做了重要的准备。对此，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毛泽东指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历史。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起了特殊的重要作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在国民党疯狂对革命根据地“围剿”的情况下，英勇地抗击了四川军阀和蒋军胡宗南部的进攻，牵制了陕南军阀和一定数量的国民党中央军，策应了红二六军军团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特别是牵制了四川军阀20余万军队，策应和掩护了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顺利长征。这为中国革命渡过危急关头、走向新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川陕革命根据地创造了宝贵的经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各级干部实践和丰富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实践和丰富了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的崇高品德；实践和丰富了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战斗，不怕流血牺牲，艰苦创业、团结奋进的献身精神。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辉煌历史是人民革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和宝贵精神财富。
川陕革命根据地虽执行了“左”倾错误路线，给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但其主流是正确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也领导了农民分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反抗国民党政府的进攻，这些任务都是正确的。”所以，张国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与他后来犯下的分裂党、分裂红军及叛党投敌罪行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不能因张国涛个人的问题而否定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功绩与对中国革命的杰出贡献。
历史不会忘记川陕苏区的辉煌，不会忘记川陕苏区的英雄儿女！